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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颗独自上路的心脏 电话在深夜响起的时候，张亮正像往常一样，翻动着手里的书籍。这是2022年1月6日的23点30分，作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心外二科的一名医生，他正梳理着一整天的工作。 然而，这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 电话那头是郑大一附院心外二科主任张新，一分钟前，他刚刚接到本院心血管外科老主任乔晨晖的电话，“武汉一位急待心脏移植的心衰患者与郑州第七人民医院的一名捐赠者配型成功，你需要带团队去一趟。” 通常来说，器官获取和器官移植会由同一个医疗团队完成。然而，河南近日再次出现的疫情，拦住了武汉医疗团队的脚步。 于是，一颗16岁的年轻心脏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独行”。被层层守护与托举着，它跨越520公里，在一个陌生的干涸胸腔内，鼓荡出新生的脉动。▲这颗跨越520公里的珍贵供体心脏，正在被植入患者体内。受访者供图 16岁的捐赠者 对于深夜的突发电话，张亮其实早已习惯，但是这晚，他还是稍感意外，毕竟，团队最近没有需要进行心脏移植的患者。而且，他隐约感觉到，张新的语气相较往日多了几分慎重，“有一场突发的心脏获取手术，大概5个小时后就需要赶往捐献者所在的医院，这场手术还有4个器官需要同时获取。” 挂断电话，张亮将第一通电话打向了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简称opo），开始对捐赠者的相关信息进行仔细核查，“这是一名16岁的脑死亡捐赠者，不仅心脏，他的双肺、肾脏、肝脏都将捐献。” 当涉及多器官捐献时，“同时获取”是器官获取手术中标准的操作规程，但挑战才刚刚开始，“这次，心脏完成获取后，移植手术的部分需要交付给武汉的医疗团队，这样的经历，是我从业以来的第一次。” 据张亮介绍，在全球范围内，人体器官移植的具体评估标准只有大体规则，各移植中心的评估细则不完全一致，“所以常规情况下，器官获取和器官移植是由同一个医疗团队完成。可河南再次出现的疫情，拦住了武汉医疗团队的脚步，让对方的实地获取，没有实现的可能。” 张亮没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接下来，他还要联系获取其他器官的医疗团队，打包相关医疗器械和一次性耗材，这都是繁琐的工作。 “电话一直没有间断，有太多信息需要对接核查。”7日零点，他出现在郑大一附院河医院区心脏移植中心的病区内，在手机的外放声中，仔细清点着手边一件件熟悉的“伙伴”——取心包、胸骨锯、无菌冰、碎冰锤…… 所有的手术器械全部打包完成，已经是7日的凌晨两点半，可他的精神依旧亢奋，“这似乎是每一个外科医生的职业习惯，休息时能第一时间入睡，突发情况下第一时间清醒。”考虑到这是第一次帮助其他医疗团队获取心脏，张亮强迫自己进入休息状态。 凌晨4点前，张新拨通了马宁的电话。这是他选定的另一位团队成员。“马宁和张亮已经配合超过三年了。鉴于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团队的选择不得不谨慎细致。” 这通电话挂断的15分钟后，马宁在医院的休息室叫醒了张亮，两人再一次清点了所有器材。三年多的持续配合，早已将默契升级为“心照不宣”，平日的术前交流往往只需一两句话，但这一次，他们沟通了十多分钟。 5点15分，张新的车灯利落割开黎明前的混沌，在院区一楼载上马宁和张亮，三人飞速驶向郑州第七人民医院。一场有关生命的接力赛，就此打响。 不幸与幸运 520公里外，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围绕着一颗枯竭的心脏，分秒必争的救治早已开始。 两个月前，一名心衰患者被收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刘金平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患者只有27岁，患有扩心型心脏病，存在重度心力衰竭，先后在国内多家医院求诊，入院时已经属于终末期心衰，心脏移植是唯一的机会。” 入院后，这名患者一直通过药物来稳定生命体征，等待移植机会，但是三周前，其病情突然恶化。“他的心脏几乎丧失功能，我们进行了紧急抢救，植入了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器以维持生命。不过这只是将他暂时拉了回来——这个装置只能帮他争取时间和条件来获得心脏移植治疗的机会——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心脏，他的生命只能维持不到三个月。” 幸运的天平倾向了这个年轻的生命。1月6日下午5点，刘金平接到了opo的电话。等待许久的配型在河南出现，这时距该患者进入抢救期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按照opo的相关规定，受体抢救超过两周，可以进入优先匹配序列。为了保证生命的绝对公平，所有的器官移植匹配全部由opo的系统完成，人工无法干预。” 刘金平毫不犹豫地确定了移植需求，“当时来不及考虑无法实地获取的问题，因为还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为了避免血液凝结在患者体内的球囊装置附近形成血栓，刘金平和团队使用了肝素，“这是一种常见的临床抗凝药物，只有极少数人的血小板会出现抗体。” 很不幸，他们撞上了这个微小的概率——这意味着这名患者的心脏移植手术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已经获得匹配的供体，但是心脏移植手术过程中，需要在患者体外搭建循环系统，只有这样，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生命体征才能维系。“在这一环节中肝素是首选的药物，不幸的是我们只能选择其他的方案。” 比伐芦定是刘金平和团队唯一可以选择的替代药物，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凝血药物，于2000年获准在美国上市。然而自1978年中国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完成以来，44年的时间里，在手术过程中使用该款药物的案例不超过5例。“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别无选择。” 6日晚，刘金平制订完详细的手术方案，将电话打给了乔晨晖，他相信这位郑大一附院心血管外科老主任的团队，能确保这颗宝贵心脏的顺利获取。“我们有过多次合作，我对他们很有信心。” 7日清晨6点30分，郑州第七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内，获取工作开始了。张新记得，第一刀格外慎重，之后完全进入了状态，“和往常一样，获取的过程非常顺利，没有意外发生，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小时。”马宁和张亮在为心脏灌注保存液时格外小心，“这是我们现阶段遇到的最小的捐赠者，除了敬畏和感动，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心脏获取手术现场。受访者供图 心脏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中最紧迫的一项，心肌细胞和神经细胞一样，是人体中仅存的两种无法再生的细胞。这意味着，心脏的缺血耐受最差，从供体进入受体的全过程不应超过6个小时。 “超过6小时的供体心脏在临床被称为‘边缘供心’，移植手术的风险系数和患者康复的风险系数将几何增加。”张新和马宁不能有任何的迟疑。在保温箱中注入冰水混合物，放入供体心脏，他们端着箱体冲出了手术室。 张亮却静静地站在手术台前。因为还有后续的工作要完成，他不能随着心脏一起出发，但也没有马上开始手头的工作。他想起前不久刚完成的一台心脏移植手术，捐赠者是一位18岁的男孩，也是他和马宁参与的手术。他觉得，这次不能亲自完成移植，多少有些遗憾，“心脏进入受体胸腔，解除血流阻断时，我们可以清晰听见心脏有力的‘怦怦’跳动声，这也是心脏移植和其他器官移植的最大区别。生命的延续感在这一刻更为强烈。” 当日一早不到8点，张新和马宁已经驾车到达郑州东站的进站口。郑州东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赵延早早就站在高铁站的落客区——车内的心脏正等待他接棒，一条通往武汉的生命通道已连夜构建完成。 生命通道与赛场 赵延是在6日零点接到的张新的电话。10分钟后，护送该颗心脏前往武汉的列车便敲定了。“我们原先计划的是搭乘当日7点55分发车的g93次列车，但是因为手术稍稍延后，又临时变更为8点14分发车的g2045次列车。” g2045次列车车长贾扬，是在接完车后才临时得知的消息，“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经历。起初害怕更多，但是触及那个保温箱的瞬间，平静压过了害怕。” 近40斤的箱体是贾扬和刘智平抬进餐车的，“箱体的确可以推拉，不过考虑到车厢过道狭窄，我们没有经验，也不知道箱体内的情况，怕出现磕碰，所以是小心抬进去的。”▲贾扬与刘智平小心翼翼搬运着装有供体心脏的保温箱。受访者供图 同时，疫情期间，餐车不对外开放，也不接待旅客，这里便成为了最好的放置点。餐车负责人刘梦临时成为了这颗心脏的专职看护员。 7日8点14分，g2045次列车准时从郑州东站驶出，此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血管外科的手术室内，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已经在进行麻醉前的最后准备。 10点25分，g2045次列车到达武汉站。25分钟后，刘金平在手术台前见到了这颗来自郑州的心脏，“无论是色泽、表面情况、质感还是结构，都非常理想。”▲供体心脏进入手术室。受访者供图 11点30分，体外循环系统正式运转，手术开始了。暗红色的静脉血从上、下腔静脉插管缓缓流出，进入体外循环机，经过氧合、滤过、变温之后，转化成鲜红的动脉血，经过动脉插管，再次进入体内，进入每一块组织、每一个细胞，紧紧系住手术台上的生命。 此前，刘金平完成一台心脏移植手术的时间多数在两个半小时，“考虑到比伐芦定没有解剂，血小板的凝血功能只能靠患者的机体自我恢复，出血并发症的隐患更高，手术精密度的要求也随之提升，所以这场手术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当天，我们完成心脏的血管对接后，刚开放阻断，心脏便瞬间复跳。”刘金平告诉新京报记者，因为患者的等待期较长，在首次抢救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肾衰现象，目前还需要经过感染、排异、功能三个阶段的观察，“不过我很有信心。” 张亮说，出于伦理要求，供者家属和受者家属是无法取得联系的，在完成上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后，他曾记录了那位18岁捐献者的心脏在新的身体内跳动的声音，并发给了捐献者的母亲。“我相信这不仅是在记录生命的接力，同时也是我唯一能对这位伟大的母亲做出的感谢。” “心跳声打破生死，延续生命，承载希望。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每一个生命的付出和奇迹，都值得铭记。” 新京报记者 刘逸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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