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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我们货币政策传统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二支柱”，现在会走向碳中和目标的“三支柱”，因为碳中和转型会引起金融的不稳定，引起金融的波动，巨大的风险，或者政策必须考虑进去，模型、估算、测量都必须考虑进去。而与此同时，碳中和的增长目标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和就业息息相关，所以推进经济结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　　2022年1月9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共商改革大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线上出席会议并演讲。　　朱民围绕“金融怎么在碳中和的推动下走向零碳金融体系”展开了演讲，他指出，碳中和给了中国一个换道超车、把中国的金融体系走向世界前列的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往前走。　　2020年9月中国向世界郑重宣布，2060年中国要努力实现碳中和，并且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这是中国对世界一个重大的承诺。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要继续发展、继续增长，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整体的gdp到2060年可能是现在的4倍，但是我们一次能源消费会几乎持平，碳排放量几乎会下降为零。这是一个巨大的科技创新的结构性变化，这个空间就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就是科技创新。在这个过程里，金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金融先导。　　朱民强调，如果我们能实现碳中和的话，中国将进入另一个辉煌的40年。第一个4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gdp总量从只有3645亿元走到一百万亿元，这是了不得的世界奇迹。走到2060年，我们可以走到四百万亿，这又是一个了不得的奇迹。但是更多的前一个40年是一个传统工业化的模式，是追赶。而求一个40年是绿色发展模式，将会引领世界，能够让全球共享繁荣。所以这将是中国再一次创造奇迹，但这一次不仅是速度奇迹，而且是模式奇迹的时代。　　他指出，金融第一件事要从现在的绿色金融跨越到零碳金融。中国的绿色金融是全球领先的，2021年上半年我们的绿色贷款全球第一。但是绿色融资占总的社会融资的比重、绿色债券存量占规模债券存量整体规模还是不够。零碳是全面的整个的工业和社会的根本的结构变化，因此金融从绿色走向零碳特别重要。　　他表示，投资方面，更大的挑战是整个存量的变化，现有的金融资产因为资产价格的变化，比如说重碳的资产价格会下降，零碳、低碳的资产价格会上升，会引起整个的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会引起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引起居民、引起企业、引起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根本的调整，这是一个巨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他表示，有研究说2050年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度以内，大概35%的石油储备、52%的天然气、88%的煤炭储备将成为“搁浅资产”，会比较大贬值。清华大学绿色金融研究发展中心也研究，如果碳价上升，新能源价格下降的冲击下，煤电公司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会在10年内攀升，所以整个存量调整是重大的变化。此外，煤炭、石油、冶金等高碳产业资产都会进行调整，这些都需要金融机构进行管理，金融机构通过贷款的导向会引起整个结构的变化。　　朱民还指出，金融要支持零碳科技创新，在4倍gdp增长空间下零增长的碳排放，核心是科技创新，而一系列科技创新都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支持，从风险投资到股权投资，到贷款、ppp各种各样。这方面最大的框架是需要构建中国模式的货币政策，他指出，我们货币政策传统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二支柱”，现在会走向碳中和目标的“三支柱”，因为碳中和转型会引起金融的不稳定，引起金融的波动，巨大的风险，或者政策必须考虑进去，模型、估算、测量都必须考虑进去。而与此同时，碳中和的增长目标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和就业息息相关，所以推进经济结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我们的人民银行有丰富的窗口指导的经验，这就是结构性政策，在疫情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行的普惠金融的再贷款对经济发展、就业稳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次也是最先推出了对碳中和的再贷款的机制，走在前面。　　他还强调，与此同时整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系统必须发生变化，也就是要和碳中和一致。国际竞争已经开始，特别是金融机构的零排放方面，披露的标准现在越来越严格。在这个情况下，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利用我们绿色金融的经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换道超车，超前进入绿色金融、零碳金融，这就需要制定零碳金融的转型战略、路径和政策，制定零碳目标下的风险偏好，激励、披露产品，建立风险管理系统、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也要求金融机构从战略、技术到治理机制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一场极其宏大的变化，碳中和会推动金融业走向零碳，而在这个过程里，全球都意识到零碳金融已经成为了全球新的制高点。　　朱民最后强调，“在今天对中国来说金融探索最主要的抓手就是零碳金融的转型和发展，而中国有经验、有机遇，也可以在这里实现换道超车，建立世界领先的零碳金融体系。”